到了晚年，他到贵州生活，每次在年会上见面时，都问我近期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传统的理论包括概念工具可用，却另用新词汇来表达，并不是一种好的创新方法。1986年8月4日苏先生再次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说：……东山嘴村……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牛河梁村……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型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
既然如此，既然古城古国是打破古文化也即原始文化（讨论详见下文）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标志，那么，这两个以古字作为定语的发展阶段，意思就正好是与前一个古文化的古字所表示的发展阶段相对立的。故此，本文使用社会演进来代替学术界常用的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也即将通常所说的苏秉琦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理论概括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让学术界的视野从狭窄的中原扩大到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创新本是内在要求。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 统名红山的理由是:一，红山文化分布面最广，影响最远。
俞伟超是苏先生的学生，与苏先生过从甚密，从上引文章行文中看，三历程这个提法也应该得到过苏先生生前的首肯。此处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段话与上引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文明昌盛的时期之说法，就古城古国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苏先生的认识是退了一大步。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已然完成了宗教解放，历史的任务转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哲学革命已经为政治革命作了前导。
即便其中的一些特征依然适用于今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法再统一为单一的主体(single agent)，比如社会中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等。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不像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那样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它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它追求的是以自己特殊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它遭遇的是普遍的不公正，只能求助人的权利，必须先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才能解放自身。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更是痛心地说：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的政治经济之中的。⑨简言之，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而存在的，是依据事实经验而凝练出来的。
(17)所谓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冲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规训，时刻牢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且具有革命的理想。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时，它不仅揭示出自身的生存状况，更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
(3)现代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而机器大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表达，它使雇佣劳动成为可能。(23)即是说，如果没有第四种矛盾，其他三种矛盾就会被置换成所谓人类共同的问题，而被忽视了其中的阶级维度。齐泽克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依旧存在的当下，号召贫民窟居民、难民等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同样需要完备的政治理论作先导，为此重构了一个饱受剥削而又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新无产阶级，这也是被排斥者得以产生的必然逻辑。但被排斥者能否取代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它有待历史的检验。
齐泽克指出，这些人口快速增长并非一次偶然的不幸事件，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即第三世界国家以多种方式被迫卷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廉价食品直接摧毁了当地的农业等其他产业，从而使更多的人加入贫民窟中。在特定情境下，贱民更多指向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④。⑧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明显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式的思辨色彩，属于哲学范畴。(14)与此同时，一股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开始在欧陆哲学领域盛行，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⑤Frank Ruda,Hegel's Rabbl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p.xvii.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页。
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失去的是生产资料，它至少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齐泽克的误解。
齐泽克在《游牧的无产阶级》(Nomadic Proletarians)一文中就指出，从爆炸性增长的难民引申出游牧的无产阶级的基本思路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主要对抗(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那些处于所谓文明世界中的人和那些被排除出去的、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人(bare life)之间的对抗。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是高度统一的：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时，它是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绝对否定性。齐泽克更是直言，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已经失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主体的缺位，即工人阶级并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没有把自己建构为革命的行动者。齐泽克认为，前三种对抗都指向了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言的共有领域，亦即我们作为人所共有的本性。随后，马克思又用三个否定一肯定的句式揭示出无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⑦。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贫民窟居民、难民等直接等同于被排斥者，否则齐泽克没有必要重构出被排斥者这一概念。
(17)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London/New York:Verso,2009,p.88. (18)科恩在其著作《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中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其二是概念属性上的差异。
齐泽克专门为鲁达的这本书作了题为否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gativity)的序论。第三种是新科技(尤其是生物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伦理困境，这不仅意味着新型生命的诞生，更意味着大公司对人类生命最核心部分——基因——的买卖、操纵、改变将成为一种可能。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二者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存在语境上的差别。齐泽克的思路就是以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取代工人阶级，以被排斥者取代经典无产阶级，将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政治性地重构为被排斥者这一当代的新无产阶级，使其成为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掘墓人。
黑格尔首先诉诸富有者阶级或公共财产的直接救济、提供劳动机会，但随后又被黑格尔自己否定掉了。而这又引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另一关联：如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黑格尔做的只是力求现代国家保障每个人都占有财产这一抽象的权利，认为劳动自身包含着解放的环节。因而，齐泽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新解放政治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行动主体(工人阶级)，而是各种不同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爆裂式的混合体(an explosive combination)。(14)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页。
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传统的雇佣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样，承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拥护者，越来越多的贫民窟居民、难民、环保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重构，齐泽克的被排斥者概念在理论逻辑上是成功的。
(一)无产阶级的哲学意蕴 如上文提及，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在《导言》中，无产阶级诞生的具体语境与当时德国落后的历史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无产阶级的来源只能是工人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说，被排斥者的符号性身份(symbolic substance)早已被抽离，沦为动物性的生命(zoē)。(12)同上书，第410-411页。
(15)Taylor Astra,Examined Life:Excursion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New York:New Press,2009,p.157. (16)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1)被排斥者概念具有重构性特征，这意在说明齐泽克实际上仿效的是马克思建构无产阶级的思路。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着革命性政治主体的身份，即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所以，这部《导言》不仅是独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其与《法哲学原理》之间更是相互独立。
与之相关的则是他们的使命各不相同，黑格尔的贱民没有革命的政治使命。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贱民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人(Person)，只能是非人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指明了方向。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有效规范行政决策程序。
现代治理更加注重通过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来维护社会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